不後悔作這選擇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異性情緣：性別關係與思想境界
第一節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初次婚姻
第二節 納江鶯娘為妾
第三節 續絃朱明麗
第四節 與鶯娘離異
第五節 嚴復的煙霞癖
第六節 忘年之交呂碧城與何紉蘭
第七節 小結

第三章 北洋當差：從水師學堂走向翻譯之路
第一節 北洋當差，味同嚼蠟
第二節 嚴侯本武人，科舉偶所慕：嚴復與科舉制度
第三節 假令早遘十年，豈止如此？呂增祥、吳汝綸與嚴譯《天演論》
第四節 小結：不能與人競進熱場，乃為冷淡生活

第四章 新語戰爭：清末嚴復譯語與和製漢語的競賽
第一節 另一場戰爭
第二節 從「名詞」談起
第三節 嚴復對抗東學與東語
第四節 嚴復與譯名統一工作
第五節 小結

第五章 靈學濟世：上海靈學會與嚴復
第一節 從一頁報紙廣告說起
第二節 民初靈學研究的淵源
第三節 上海靈學會的成立
第四節 上海靈學會的運作：扶乩與靈魂照相
第五節 嚴復的知識觀

第六章 結論：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徵引書目

　　近年來我的研究主要環繞著近代中國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嚴復（1854-1921）的生平與思想。這些研究雖然多限於「一人之事」，不過更重要的關懷則是希望「知人論世」，能從個人經歷延伸，進一步地觀察清末民初之際「文化動態之整體」。

　　1998年筆者出版的《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簡體字版，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與2008年出版的英文專書《自由的意義：嚴復與中國自由主義的起源》（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8）是有關此一主題的初步研究成果。這兩本分別訴諸中、英文讀者的專書主要探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譯介，及其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發展上的意義。

　　筆者認為嚴復不但是一位介紹西方現代文明的翻譯家，更是一位批判西方自由主義、建立中國自由主義體系的思想家。

　　在研究嚴復自由思想的過程中，我發現他一方面大量地引介西方現代學術與現代國家體制結合成的現代性方案，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中自由、民主、法治、科學等「啟蒙」面向，卻很弔詭地摻雜了許多「反啟蒙」的因子。

　　嚴復較著名的「反動」事蹟包括抽鴉片、納妾、列名「籌安會」支持袁世凱之復辟，肯定「孔教會」、「宗聖會」的尊孔讀經之舉與撰文附和「上海靈學會」的鬼神觀念與「靈魂不死」之說等。

　　以往對於嚴復思想中「反啟蒙」的一面有兩類主要的詮釋：或是認為嚴復早年進取，晚年轉而為保守、倒退（如周振甫）；或是認為嚴復具有矛盾、衝突的「兩面人」的特徵（如史華慈）。

　　本書將批評這兩種主流論述，而嘗試以張灝教授所提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轉型時代之概念為背景，提出一個新的觀點。筆者不否認嚴復思想因時代的影響有所變化；同時處於中西文化衝擊、交會時代的嚴復，在傳統與現代的雙重影響下，具有一部份矛盾、兩歧的性格，然本書的主旨在於彰顯嚴復一生思想有其連續性，而且他的現代性方案與終極關懷之間具有內在凝聚性與一致性。他的保守的一面有相當的部份是從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摩利（John Morley, 1838-1923）肯定傳統的看法，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不可知論」，與歐戰後反科學的時代氣氛而來的，並非單純的復古；而他的啟蒙面，主要不是來自「一從夫新，如西人所為」的「西化」主張，而是源於「會通中西」的文化理想。

　　對他而言，五四時期的學生運動、反傳統思想、反宗教迷信的主張，與白話文運動等可謂是一場「舉國趨之，如飲狂泉」的災難。1919年嚴復的四子嚴璿去唐山工業學校讀書，這時五四運動正在北京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嚴璿「捐錢五元…並結團抵制日貨」嚴復對此「深為不悅」，他勸四子應專心課業，不要過問政治，「如此等事斷斷非十五六歲學生如吾兒所當問也」。他寫了一首詩來勸戒他，也將此詩送給忘年好友熊育鍚（純如，1868-1942）：舉國方飲狂，昌披等桀紂。慎勿三年學，歸來便名母。內政與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責，事豈關童幼。……不勝舐犢情，為兒進苦口。

　　如上所述，嚴復的看法也和第一大戰後因科學發展所帶來的生靈塗炭的悲慘經驗有關。他在同一首詩中表示：「何期科學精，轉把斯民蹂。君看四年戰，茲事那可又」。簡單地說，他和1920年代以後中國思想界的一些學者如梁啟超、梁漱溟等人類似，一方面看到西方物質文明的過度發展，導致毀滅性的戰爭，另一方面則引起對自身文化的信心，希望在東方的精神文明之中尋找出路。他批判西方科學畸形發展、愛國主義與種族之爭所導致的殘酷戰爭，企望回歸中國傳統，因而形成了一個與五四反傳統運動截然不同的思路。

　　由此可見，嚴復的思想與五四運動所揭櫫的理想格格不入。如果把五四當作唯一的「啟蒙」，那麼嚴復自然就成為「反啟蒙」了。不過如果我們接受高力克、許紀霖等人在研究杜亞泉（1873-1933）思想所提出的觀點，認為五四時代除了有胡適、陳獨秀所提出的徹底改變的轉化型的啟蒙思想之外，還有一種以嚴復、梁啟超、杜亞泉、章士釗、蔡元培等人所代表的溫和漸進的調適型啟蒙傳統。

　　這正是許紀霖在反省五四啟蒙運動時所提出的「另一種啟蒙，一種溫和的、中庸的啟蒙」。從此角度觀察，嚴復的思想可謂五四時期調適型啟蒙的重要源頭，值得我們詳加分疏。換言之，嚴復與五四思想家之差異不是「傳統」與「現代」的不同，而是中國現代性內部自由與保守之爭、反傳統與肯定傳統之辨，而其源頭之一是五四思想家的民主觀主要源於西方的盧騷主義（Rousseauism），嚴復思想則源於彌爾主義（Millsianism）和柏克式的保守主義；五四思想家的科學觀具有科學主義、反宗教玄學之傾向，嚴復則從「不可知論」出發，認為所謂的「科學」有其限度，而宗教有其價值。

　　這一本書的主標題「惟適之安」是採自嚴復自題的墓前銘刻，或許可以視為是嚴復對自己一生的總結，也代表他對後代子孫的箴箴告誡。本書主體部份計有四章，分別按照時代先後，從四個側面切入，來討論嚴復生活與思想之中所映照出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曲折歷程。

　　首先是「異性情緣」，描寫嚴復家庭生活、情感世界與公私領域之間的相互影響。其次是「北洋當差」，敘述嚴復從英國返國之後在李鴻章所主導的「淮系集團」內的仕途發展；同時討論他從以建設海軍、為國「立功」的發展方向，轉移到以翻譯來「立言」的重要人生轉折。再其次是「新語戰爭」，本章將焦點放在嚴復翻譯工作對中國近代新語彙、新思想的影響，以及其間他如何以一己之力對抗「東學」與「東語」的傳播。最後一章則討論「靈學濟世」，本章剖析嚴復科學思想的底醞以及他為何支持被五四新知識分子視為是封建、迷信的上海靈學會。

　　本書的第二章曾發表於筆者所主編的《第三屆漢學會議論文集：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第三、四、五章則分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9（2005）、55（2007）、62（2008）等期之上，各文在發表之前都曾在近史所的學術研討會之中報告，又承蒙匿名審查人的仔細校閱，得以匡正缺失，謹致謝忱。不過這些文章發表之時均為單篇論文的形式，此次將各文統整成專書的過程之中，我作了比較大幅度的改寫。

　　一部份是增補了一些新的史料，使我們對嚴復生平與思想有更精確的認識。特別重要的是我徵引了許多《瘉?堂詩集》的詩作、2003年孫應祥、皮後鋒所編輯出版的《嚴復年譜》與《嚴復集補編》、2005-2006嚴孝潛、嚴名等嚴家後人在天津《今晚報》所發表的二十餘篇嚴復未刊書信，以及2008年所出版的《李鴻章全集》等。

　　第二個部份則是修改各章的前言、小結，再加寫了自序、第一章導論與第六章結論，使全書的理路更為順暢，論旨亦更為清晰。結論部分的主要觀點是我參加本所2007年6月「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學術研討會，擔任「都市菁英的宗教生活」分組評論人的發言內容，又在2007年9月在上海華東師大以「現代性與終極追尋：精英分子與民初上海的宗教」為題發表的演講內容擴充而來。

　　這一本書的完成首先我要感謝中央研究院所提供卓越的研究環境，讓我可以無憂無慮地在斗室之中盡情發揮。再者，從1997年我在好友張力兄的引介之下，首度參加了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所主辦的「嚴復與中國近代化」學術研討會，此後的十餘年間，我多次造訪福州，參加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與福建師範大學所主辦的學術會議，與福州學界結下不解之緣。在這些會議中我不但得以和世界各地嚴復研究的專家切蹉問學，同時也因此而得到許多嚴復研究的重要資訊，這些史料奠定了本書的基礎。

　　其中特別要感謝的人包括嚴復學術研究會鄭重老會長、已故福建師大嚴復研究所的林慶元教授，還有福州的林平漢、楊泗德、陳端坤、翁訓彩、王民、盧美松、嚴以振；廈門的羅耀九；南京的孫應祥、俞政、皮後鋒；北京的劉桂生、蔡樂蘇、王憲明、戚學民、馬勇；天津的嚴孝潛；武漢的蘇中立；香港的林啟彥、李金強等位先生。

　　這幾位先生對嚴復研究的推廣付出很感人的心力。在福州時，我幾乎踏遍了所有嚴復曾駐足之地，包括他的出生地蒼霞洲、陽崎祖宅、馬尾船政學堂、郎官巷故居、避暑聖地鼓山、尚書祖廟、鰲頭山麓的墓園等。親歷其地讓我對嚴復與他所處的環境產生了一份更深的歷史感，也讓我想起嚴復的一段話：「有出格見地，方有千品格，有千品格，方有超方學問，有超方學問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後得其真」。多次的福州之行使我逐漸地撥開雲霧，走進嚴復生命之底層。

　　最後，我要感謝兩位書稿的匿名審查人，以及我的老師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墨子刻教授帶我走進學術研究的大門，他的專著《擺脫困境》（Escape from Predicament）、《太平洋風雲》（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等書不但深入中國文化傳統的內在肌理、彰顯思想連續性，也開啟了一個結合哲學與思想史的跨文化比較研究的視野，對我的學術生涯有無窮的啟發。謹以此書獻給墨子刻先生。

導論

　　嚴復（1854-1921）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1854年1月8日誕生於福建侯官。從他出生至今日的一個半世紀以上的時間，中國經歷了曲折的現代化歷程。在此過程中，嚴復的重要性主要不在政治場域或他所長期從事的海軍教育，而在於他對19世紀末葉以來，中國思想啟蒙與文化發展的深刻影響。嚴復親身經歷了中國士人在身份與思想上的雙重變革。

　　他是近代中國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而培育出來的新「知識分子」，而他所引介、提倡的新觀念在許多方面都成為中國現代思想的重要源頭。夏曾佑（1863-1924）在1896年於天津結識嚴復，並閱讀過他的《天演論》稿本之後，立刻發現嚴復對西學的認識是晚明徐光啟（1562-1633）、利瑪竇（1552-1610）以來的一次高峰。

　　他說：到津之後，幸遇又陵，衡宇相接，夜輒過談，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徐、利以來，始明算術；咸同之際，乃言格致。洎乎近歲，政術始萌，而彼中積學之人，孤識宏寰，心通來物，蓋吾人自言西學以來所從不及此者也。

　　這確非過譽之詞。

　　不過嚴復身上的「現代性」與「傳統性」或說「啟蒙」與「反啟蒙」交織併陳，表現出「轉型時代」的特徵。嚴復肯定傳統「五倫」的社會秩序與群體的價值，他在遺囑中曾告誡子孫「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重」，在子女婚姻問題上，他主張「主觀包辦」、媒妁之言，反對「文明新法」中的自由戀愛。

　　他強調學習英文，並以此認識西方新知，卻不排斥古典漢語，認為中國的文字在戰國與隋唐時已達全盛，是進化的高峰。他說古典漢語有豐富的文化底蘊與優美的詞彙，「其名辭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導達要妙精深之理想，狀寫奇異美麗之物態」；而胡適、陳獨秀、錢玄同等人所提倡的白話文則是歷史的倒退。

　　對他而言，白話文中「高者不過《水滸》、《紅樓》；下者將同戲曲中簧皮之腳本。就令以此教育，易於普及，而斡棄周鼎，寶此康匏，正無如退化何耳」。

　　他對西學有所認識，曾明快地指出：「西治」扼要而說，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存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彼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這些觀點都是切中要害的深刻觀察，並與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對民主與科學的追求一脈相承；另一方面嚴復對於傳統學問也有深切的認識，並認為傳統之中可以找到永恆的智慧。總之，五四以來思想界的所謂的「兩歧性」，以及相應而來一些「詭譎歧異」的發展，幾乎都可以在嚴復思想中找到肇端。誠如哈佛大學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所說，「嚴復的關懷……是有意義的關懷，他因應這些關懷所做的努力，是有意義的努力」。

　　上述「轉型時代」的觀念最早由張灝所提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關鍵時代，意指1895至1925前後的三十餘年間，中國受到傳統與西力的雙重衝擊，產生了「民族救亡的危機意識」與思想解扭後「基本價值取向的動搖」。

　　這一期間內，隨著新教育機構的建立、大眾傳播媒體的出現，以及新組織結社與現代知識階層形成，西方新觀念對中國社會造成更深刻的衝擊。轉型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在新式學校與新興傳播媒體之中，使用新的詞彙與新的文體所構成的新語言，來討論一些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如中西文化之關係、未來國家與社會的形式、民主與自由的意義、革命與改革的途徑、新時代的人格典型等，因而促成新思想論域的出現。

　　然而新詞彙、新語言所形成的新論域雖然打著「新」的旗幟，卻是在一個「傳統思想與『西學』交互影響的脈絡」中迂迴反覆，逐步地推陳而出新。在此過程中，源於傳統的生活與思維方式，影響到國人對西方思想的認識與詮釋，因而展現出中西之間一部分衝突誤會，一部分交融互釋的思想狀態。

　　換言之，轉型時代的觀念不但意指一些新觀念的萌生、新理想的追尋，更指涉現代思想與傳統之間的連續性。例如，在轉型時期，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與西方近代的啟蒙思潮的理想主義混合為一；儒家的經世理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傳統中應然與實然相結合的思維模式，則影響到人們對西方演進史觀的認識。面對此一衝擊，人們應如何因應呢？誠如史華慈所述，嚴復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深具意義。

　　嚴復一生幾乎都在張灝所謂的轉型時代中渡過，他的生活與思想均表現出連續性與非連續性交織而成的轉型特點。

　　在自強運動（或稱洋務運動）時期，他因為家道中落，無緣透過科舉考試晉身士紳階層，轉而接受福州船政學堂的海軍訓練；在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留學時又親炙西洋文化，開拓世界眼光。

　　返國之後，嚴復因不受重用，興起了參與科舉考試的念頭，卻屢次在科舉中受挫。他又目睹甲午海戰的失敗，開始發憤翻譯西書，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他並模仿《泰唔士報》，發行《國聞報》、《國聞彙編》，宣傳革新理念，而成為一代的翻譯宗師與思想大家。

　　嚴復基於救亡意識所翻譯的西書，並非亂無章法或單純因應市場需求，它們包括當時最為人矚目的四個領域：邏輯推理的科學觀念、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資本主義的經濟思想，以及以進化理論為中心的社會學說，而四者緊密相關，構成一個嚴密的思想體系。

　　尤其饒富意義的是：他的翻譯並不是簡單覆述，而是配合譯註與大量個人的作品，以一種源於本土的批判意識，對西學加以取捨、發揮。他熟稔儒釋道三教的思想內涵，並嘗試將西方文化的優點與中國固有的智慧結合在一起，以調適的方法，建立富強、自由與文明的新中國。這樣的理論超越了清末以來「中體西用」 、「西學源於中國說」、「全盤西化」等中西文化異同及其相互關係的理論，此一構想直到今日仍具有其時代意義。